董鉴泓，同济大学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1926年生于甘肃省天水。曾任我校城市规划教研室主任，建筑系副系主任，城市规划与建筑研究所所长，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城市规划学刊》主编、《同济大学学报》编委、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发展规律与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等。
老人家自打青葱少年时走入同济，就不曾离开，与母校一起走过峥嵘岁月，一路风雨兼程，一生桃李无数。
盛夏时节，我在C楼静静等待93岁高龄的董鉴泓先生。那天是《城市规划学刊》稿件终审，虽然早上温度已经“桑拿”，老先生依然说“得到办公室面对面听取大家意见”，于是编辑部主任黄建中上门去接他了。
大约9点左右，老先生来到办公室，缓缓坐下，开始办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着手中的稿件。静静地听着大家的讲述，新时代、城市品质、人的城市、美丽乡村、生态脆弱……等等在这本已历经时光六十余载的核心期刊上与时俱进，老先生不时插话，新时代、绿水青山、美好生活等词汇不时从口中流出。记者十分佩服老先生的敏捷的思维、优雅的风度和恰到好处的点评。董主编处理好公务后，和我面对面坐下。简单的开场白后，他就开始了同济生活七十余年的讲述。他说，1945年，他坐了十天的货车，从甘肃天水颠簸到重庆，参加高考，然后进入李庄的同济大学学习土木工程。抗战胜利后，学校回到上海，本想着这下有了安静的学习环境了。可是，现实并不是那么回事，爱国学生运动开始兴起。“田汉、茅盾、马寅初也到同济演讲，大家纷纷走上街头，我发誓要推翻当时那个黑暗的政府。”董鉴泓说。
后来，同济“一•二九”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了。“本想跟着被开除的同学去解放区，又想我快毕业了，家里还指望我挣钱养家。思想斗争很厉害，周围同学发现我的情绪，说济南已解放，革命形势变化大，要在上海迎接解放，吸收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经过考验，1949年3月被吸收入党。”董先生娓娓道来。解放后，自己参加了治淮工作，毕业留校后劳动建校。1956年被任命为城建系总支书记，随后就开始了动荡的反右倾，他也被划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成了“牛鬼蛇神”。
被撤销了党内外职务，董鉴泓倒是有了时间，他把这段日子称作“因祸得福”，因为他就是从此时起开始了“中国城市建设史”的研究。1950年代，东德专家雷台尔来同济讲授“城市建设史”。跟随雷台尔的日子，让董鉴泓眼界大开，于是就有了1960年北京会议上梁思成问“中国城建史研究，谁有兴趣？”他说“我来”的情节。
“君子一诺”之后，就是漫长的坚守。1961年，董鉴泓就从泉州开始调查城市发展历史。这一年，阮仪三毕业，董鉴泓问他：“你愿意做城市建设史的研究吗？”阮仪三也是一诺便不言其它。师徒二人那年1962年夏天一路北上，去开封、到西安。站在唐朝大明宫遗址的夯土台上，师徒二人兴奋地齐声诵念唐人王维的《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1963年，董鉴泓又和阮仪三一起从北到南把山西跑了个遍，大同、新绛、代县、祁县、太谷、平遥。1964年又去了广西、贵州、四川。“此时，中国城市建设史油印教材开始内部使用了。”文革后，教材不断修改丰富，最后这本教材获得建设部教材一等奖。
“最大的成就是协助金经昌、冯纪忠、李德华把规划办成了全国一流。”董鉴泓说，陈秉钊等新中国成立后毕业的学生大都受到他的指点，陈当时就被他安排去学习城市系统工程。董鉴泓还说“自己对办刊物有爱好”，1957年开始办学术杂志，先是内部交流，后来变成期刊，到现在成为定期发行、成绩不错的《城市规划学刊》。在期刊版权页上，主编一栏仍然为“董鉴泓”。董鉴泓说，他每星期都要来编辑部几天，“动动脑子，不易衰老。”
棕红的矮帮沙发里，安坐的董鉴泓面色安详而平和，语调平缓里带着幽默：“同济生活70年，虚度年华90载。”自称虚度年华的他，78岁高龄时创办“第一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今年已是第十五届；每年一次的论坛会上，还评选优秀论文，冠名“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如今已是规划学术界公认的最高水平论文奖项。2009年，他出版了《中国古代城市20讲》；2014年，《董鉴泓文集》又被选入“中国建筑名家文库”出版。因此，董鉴泓今年获得了上海市教委系统“老干部先进个人”称号。《董鉴泓文集》收集了董先生的近60篇代表作，分为城市规划工作、城市规划实践与理论、近代城市、古代城市、规划教育等章节，涉猎广泛。
“我就是董先生所说的‘家境不好，但学习很刻苦’的那个人。”三年前，董鉴泓教授九十周年华诞庆祝仪式上，副校长吴志强说。“我的第一篇论文是董先生点的题，发在《城市规划学刊》上；1985年，我第一次去参加学术会议，是董先生点我去并在会上发言的；我被选中赴德留学，去哪所学校、去学什么，是董先生点的柏林工大，他说‘那里的规划和建筑是平行并立的，你去弄清楚了要回来，要学人家的长处’。”
“董先生是一位为同济规划学科谋篇布局的战略设计者。”吴志强说，“他要求我把柏林工大的所有讲义全部收齐；在我学成后，他要求我回来，说‘同济的规划面临的挑战很大，你回来吧’。”于是，吴志强1997年留学归来重回同济。
“同济规划一直走在国际前列，就是因为董先生等老一辈规划人始终与国家的脉动同步，落子就下‘先手棋’，每位学术新人都有自己的独立的阵地，历史名城规划、规划与计算机，规划与经济、生态、社会，一直到今天的新型城镇化、新常态下的规划，一子接一子落子如风春催绿。”吴志强介绍，每年举行的全国青年规划师会议表明，“我们的研究水平依然走在同行的前列”。吴志强深情地说：“同济规划现在是一个相互支撑、生态良好的学科群落，这与董先生等老一辈规划人的历史性贡献、与他们留下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吴志强还谈到了董鉴泓办刊。他说：“他办刊是在把握世界的脉络、把握时代的脉搏，他让我去柏林工大学规划，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独立的规划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大数据时代来临的今天，很高兴看到同济的规划学术传统在延续、传承。”
“董鉴泓先生还冒险签了同济规划的第一份商业合同。”吴志强说，董鉴泓早在1980年代就成功申请全国高校首家甲级资质的规划设计研究所，并创办全国规划干部培训班，“这两项，让同济的规划从教学到实践都有了通畅的路径”。同时，他认为对于素有“规划教学与实践结合传统”的同济，还必须向市场学习，真刀真枪搞规划。“这第一份合同虽然金额很小，同济的规划教学与实践从此就如同鱼水关系，同济毕业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也被所有用人单位夸赞，因为他们都在从本科开始做项目了。”
“董先生给同济规划带来了谋篇布局、办刊、结合实际规划三条法宝，我们感恩并决心一代代传下去。”吴志强最后说。
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不曾离开过同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董鉴泓在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中成了学院的“精神符号”。采访中，记者听着那些或温馨、或俏皮、或静水之下有激流的往事，一遍又一遍地温暖、一次又一次的洗礼：谁说董鉴泓不是这所著名学院的“乡愁”呢！
彭震伟教授说：“我毕业后被董先生推荐到北京大学读经济地理。”“董先生比我爸爸还大6岁”，李振宇一上台就开始比较，董先生在同济创下5项纪录：在学院执教时间最长，1951年留校开始教建筑课，比建筑系成立还早一年；1958年，首创中国城市建设史研究室；最早投身海外规划，主持了阿尔及利亚领土整治规划；是《城市规划学刊》现任主编，全世界也不多见。
主持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成渝城镇群规划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介绍，我是董老师门下的第一位获得学位的研究生。“我打算报考董先生研究生时，陶松龄先生问我：‘你有没有信心读他的研究生？他的第一位研究生没获得学位。’我心情忐忑地开始了研究生生活。那几年是我进步最快的日子。毕业后，生性疏懒的我没有给先生写过一封信，但却收到了董先生的信。他在信中告诫我：对老一辈要尊重，对晚辈要提携，对同龄人要谦让。这几句话让我受益终身。”李晓江说，先生人品如何，说两件小事：“读研究生时，我挣了唯一一次钱，8元。先生受邀到上海科学会堂讲规划，我受先生之命去放幻灯片。师徒二人回到学校，先生给我8元钱，因为人家给了他20元的报酬，占比40%呀！有一天上班，我突然收到一本《中国大百科全书》，翻阅后发现，‘泉州’词条后署着我的名字。原来我读书期间曾经为先生编辑该词条查过资料，他就把我的名字署在词条后面了。”
同济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周俭说：“没有董先生当年的那一次申请，就没有今天的同济规划院。所以，我们讨论定下的院训，请董先生题词。”《城市规划学刊》的资深编辑陈运帷说，干了一辈子编辑缘于文革结束后的一次外出。董鉴泓在车上的一句话：“现在形势大好，我想把《汇编》办成《规划学刊》，你想不想干？”“干！”“不会办刊咋办？”“干中学！”于是，第一期刊物，陈运帷在石家庄印刷厂一待就是半个月，编辑排版校对，两遍之后带着刊物大样回到院里，再请专家把关。“那时候，干这些都是业余时间进行的，没有补贴，不计工作量，大家心里就想着同济规划应该有本刊物。”陈运帷说，如今数十年下来，学刊在全国近两百种土木类期刊中一直排名前五，还在最近几年连续多年稳居第一。“每期刊物刊载十六七篇文章，但要从近两百篇来稿中优中选优，所以很多人来信称刊物‘门槛太高’。”陈运帷说。据悉，《城市规划学刊》一直坚持不收版面费，还给作者发稿费。
董先生的另一位研究生、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汤志平回顾了求学的经历和董先生对他学习、就业的指点，表示董先生的为人和治学态度，使自己终生受益。
而今，已经93岁高龄的董先生仍然以旺盛的精力、敏锐的思维和战略的眼光，工作在他钟爱的城市规划专业领域，名副其实地实践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